读书笔记: 学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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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政治为志业的真人
<原文开始>当整批的心志政治家突然如雨后春笋般蹦出来,异口同声地复诵道:“愚蠢而庸俗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我;对后果负什么责任,与我无关;这个责任,是那些受我辛勤服务并有待我来扫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在这个时刻,我公开说,我们首先要问,这种心志伦理的背后,有多大的内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有八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辈;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想承担的事是怎么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动(Sensation)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对这种东西缺乏兴趣,更毫无使我感动之处。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为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原文结束>
## 以武力为手段的后果
<原文开始>在这种活动条件之下,领袖实质上能达成的结果,并不由他本人掌握。他能达成什么,是由他的跟从者的行动的动机来决定的;而从道德的观点来说,这些动机绝大部分都很庸俗。</原文结束>
## 理知化的主要意义
<原文开始>理知化和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的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相信,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原文结束>
## 当前流行的 “人格” 论
<原文开始>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时是否有灵感,靠的是人所不能预知的命运,此外就是靠“天赋”。目前流行一种心态,把这项无可置疑的真理,变成崇拜偶像的借口,这些偶像就是“人格”与“个人体验”。这种崇拜充斥大街小巷与各种报刊,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尤为风行,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两个偶像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个人体验”构成人格,并为人格本质的一部分。于是人们使尽解数,努力去“体验”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这才是一个“人格”应有的生活方式。即使“体验”生活没有成功,也得装出一副有异凛的样子。从前德文把“个人体验”称为“感动”,我认为在当时人们对人格及其代表的意义,有更恰当的了解。</原文结束>
比如西藏之旅得到心灵的净化(
## 社会学的界限
<原文开始>韦伯时代的社会学,一如其它许多新兴的科学,号称是门具有统摄性的学科。</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虽然合理性在增长,但这世界仍留存着一个无法消除的非理性的基础,并自其中孕育出信仰与信念等永不退缩的力量。价值与意义一样,都不内在于事物本身。只有靠我们信念的强度,靠在通过行动征服或维护这些事物时所投入的热切程度,这些事物才获得价值与意义。因此,肯定一个价值,必然地蕴涵了对其他价值加以肯定的可能性。所以,霸道地证明某一价值高于其他价值,是不可能的。只有以信仰为基础,某一价值才会为个人或者大多数人所偏好。因此,韦伯并不指望大同和谐,不管是预定在先的,还是人为的。价值之间无从消解的矛盾冲突,只能以共存、妥协或容忍来处理。人类以政治、宗教或经济等价值为名进行观点上的斗争,在这些观点之间,科学没有能力去做裁决。</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一门经验性的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去做什么,或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如此,价值中立的原则,终于获得其完整的意义。拿消极的方面来说,它提醒社会学家不要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他能够处理选择与决定的问题;从而他应该——作为一个学者——拒绝过问他的学科力所不逮的问题。在积极方面,一个科学的命题之所以妥当,是因为学术上的理由,而不是因为武力或伦理道德上的正直等外在的因素。</原文结束>
## 社会学研究
<原文开始>韦伯对近代国家的定义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终将转变为一种官僚的专政,可见他对官僚体系会有过度的发展早有警觉;然而,他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看出这种行政系统终将会支配国家及私有企业,因为它符合了近代的理性化趋势的需要。</原文结束>
## 韦伯的学术
<原文开始>在人类的行动里,原因和结果是可以互为变化的。一个目标,一旦获得实现,可以变成新企图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任何行之有效的手段,鉴于其相对而言的成功,会自动转换成一项原先所未预见的新行动的原因。</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的途径不以此为谋,而是注重研究者的评估,或是其资料的好坏。</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既然我们承认,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是由好些个因素所造成的,我们便很难评估其中每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如何。想要在某一结果与其所有的原因之间,构建起直接、必然、且无所争议的关联,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决之道,是运用资料来显示,在一个现象与先行因子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存在,但不要奢望对此一关系的必然性有所肯定。</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既然没有一套普遍被接受的价值系统存在,各人只好参照自己的价值排列尺度。史学家们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正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参照不同的价值。</原文结束>
## 韦伯的学术
<原文开始>无论如何,社会学家就其作为科学家的职份而言,绝对不应该去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如果他们要这么做,他们便失去了学者的本色,而成为假先知式的骗子。</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在韦伯眼中,就一种科学的角度而言,并没有哪一种活动,归根结底而论是其他活动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是截然的。</原文结束>
## 韦伯的政治关怀
<原文开始>这个“危险的处境”是什么呢?德国的外交政策此时正在重拟:俾斯麦与俄国的同盟并未续约,与英国建立同盟的机会也未把握住,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毫无计划的游移的政策。这样一套政策,掩饰在空洞的吹擂和德皇的虚张声势之下,导致德国在政治上的孤立。德国的领导阶层既不愿国家倾向西方,也不愿倾向东方。德国的政策因此反复无常地与所有人作对,至于一连串的挫折,则以大言不惭加以掩饰。</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民主作为一套具有内在价值的理念——“自然法”、“人的平等”、人生而“权利均等”——并不是韦伯所相信的。他以实效(Pragmaticially)的眼光,来看民主的体制与观念;不从它们“内在价值”的角度,而是从选取能做事的政治领袖这一方面的结果,来衡量民主。</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韦伯后来所做的政治分析,动机便来自他竭力想寻求一个阶层,在帝国主义竞争的时期里,有能力负担起政治领导的使命。</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在韦伯看来,官僚系统应该只是技术性的工具,而绝对不是制定政策与在政治上能负责任的机构。如果能够的话,韦伯希望最好能够有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出现,虽然他也晓得,在近代社会里,日趋严密而无可摧毁的各种制度,已大大降低了这种“纯粹个人性的因素”在社会结构里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机会。</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知识乃是为了预知,而预知则是为了力量”——孔德实证哲学的这个动机,乃是韦伯观点的基础。虽然他出身“历史学派”,但是对历史及其独特性,他绝对不采取任何求取道德教训的态度。</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知识多少是力量——这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对知识的这番追求背后的动力。掌握这种政治关怀,我们才能了解他思想上的取向。</原文结束>
## 韦伯小传
<原文开始>1909 年,弗洛伊德的一位弟子在海德堡的知识圈子里出现。他以一套新的心理健康的生活规范为名,贬斥传统维多利亚式的想法中夫妻间的忠实及在道德上合理的嫉妒。韦伯的友人中间,有人因为把这套说法付诸实行,陷入了悲剧性的纠缠和道德上的难局中。韦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在他看来,精神医学上有价值但不精确的一些慧见,和一套庸俗地以“健康的神经”为尚的伦理,混淆在了一起;对于这种混淆,韦伯的反应很强烈。他不愿意把健康的神经当成一种绝对的价值,也不愿意以压抑对神经造成的伤害为单位,来计算压抑有多少道德上的价值。</原文结束>
听长辈和前辈们屡屡提起 “身体最重要”,但是潜意识上还是排斥把健康当作绝对价值的吧。
## 韦伯小传
<原文开始>在自由的社团里,个人必须在平等的同僚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社团里,没有权威的指挥,而是靠民主的决定、良好的判断和负责任的言行来培养训练出来公民;最令韦伯动容的,是这种社团所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恢弘才干的人。
1918年,韦伯在一封信中向一位同僚建议,德国应该以美国的俱乐部形态(club pattern)为借鉴,作为“再教育”德国人的一种方式。他写道:因为“除了在教会形式下的残存之外,权威主义现在已完全失败”。韦伯看出了“志愿社团”与自由人的人格结构间的关联。... 他深信,和权威制度下命令与禁制的方法比起来,一套使个人始终受到压力必须去证明自己的自动淘汰人的方式,就“锻炼”人这个目的而言,效果要深得太多。权威主义徒具外在的约束力量,却无法达到人的内心深处,一旦权威主义的外壳被相反的力量击破,当事人便完全没有能力自制自主。
</原文结束>
## 韦伯小传
<原文开始>在各州分权的制度下,社会立法完全无法进行;许多劳工领袖贪污腐化,先鼓动罢工,然后迫使厂商贿赂他们来摆平工人的罢工。</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不过,韦伯是从一个辩证的角度,来看此一“构建机器”的过程:民主政府必须反对官僚体制,因为后者会逐渐让官吏形成一个封闭而排外的身份团体,其成员的专业训练、考试证书和确保衣食无忧的终身职,使他们远离一般民众。</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韦伯屡次提到美国工人反对公务员制度改革: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他们宁可要一批他们可以赶下台、可以鄙视的的腐败政客,而不愿受一批蔑视他们并且赶不走的专家官吏的治理。</原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