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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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原文开始>面向全体农村住户把一部分地租缴入国库，比之于仅仅面对地主和自耕农做同样的事情，要困难的多。</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在乡以下，村（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者由非正式官僚担任，他们在身份上与正式的国家干部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实际上，在整个集体化时期，绝大多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并不列入国家官僚的备选名单。换句话说，行政升迁机制对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不起作用。</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由于 1959～1961 年的农业危机是绝对的食物短缺，因此无法通过增发货币而缓解。</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家庭经营指示了集体经济改革的一种可能的方向。这就是把家庭组织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完全节约监督费用。这一模式以降低规模经济而换取对劳动激励的增加。如果降低规模经济引起的效益损失，可以被劳动激励增加的部分抵销还有余，那么把集体经济改革成家庭经营的模式就可以提高总生产率。</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终于发现，无论正的还是负的激励，都无法充分换取基层监管者的忠诚和效率，除非对基层管理者特权予以眼开眼闭的承认。这里，制度、组织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又变成干部个人的道德问题，并引发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西方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政治学家注意到，有各地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意义重大，但是以往多数这类会议并不改变决策的自上而下的性质。1980 年的这次会议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即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的经验写进中央政策，即力争自己的模式的全局合法化。由于当时各地经验的差距甚大，地方立场各异，以至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1980 年决策模式最重要的贡献与其说是其内容，还不如说是其程序。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中央决策过程里讨价还价，最后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政策。</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与西欧早起的路径不同，中国农村新产权的保护机制不是依托“个人—市民公共领域”制衡国家，而是依托“家庭——村庄社区——地方政府”的联盟与国家之间正式和大量非正式的交易，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保护和执行经过初级界定的产权合约提供了条件。</原文结束> ##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原文开始>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原文结束> ## 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 <原文开始>建设用地的供给是社会总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政府供地却类似货币发行。第一，相对于可出售建设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很小，与发行“低成本、高面值”货币的原理非常相仿。第二，“土币”本身具有财富储存功能，在高通胀预期下，“土币” 的财富存储功能甚至还优于法定货币。第三，“土币”可抵押借贷，从而把银行存款动员为投资。</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经济扩张时期，中央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动银根的同时，实际上还大幅松动了“土根”——也就是显著扩大征地规模，并对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增发“土币”的倾向眼开眼闭。</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按照“供地金融”的逻辑，政府供地的增加势必带动“企业资本金增加——银行信贷增加——投资总规模增加”的连锁反应。2001~2004 年间，中国经济突然从紧缩转为所谓“过热”，主要因素是货币供给，辅助因素就是政府供地。</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但是在经验上，以行政审批权为核心的土地控制是一件笨拙的调控工具，难以担当平稳经济运行的重任。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土地作为实物资产，质量分布高度不均匀，而控制货币供应数量要以均匀的质量为前提；第二，全世界没有调控供地数量反经济周期的实际经验，究竟根据什么指标来先导性地决定供地的数量，既没有可借鉴的操作经验，也没有学理逻辑可担任指导；第三，供地审批需要消化巨量的决策信息，审批权越集中，信息负担就越沉重。第四，监管供地审批的成本，远比监管发钞活动来的高昂。</原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