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https://book.douban.com/people/fleure/annotation/26877271/
从自由主义宪政到直选领袖的民主制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自然法为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法治国辩护已经过时，作为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也是不充分的。“人权”是宗教教派的产物，实质上还是一种“极端理性化的狂热”。但他问道，今天还有谁能“自行成为一个’教派’人呢？”… 不过他相信，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自然法的原理已经不再能够为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清晰的方向了。他还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不可让渡的’人权这一旧日的个人主义原则”已经丧失了相当多的说服力
马克斯韦伯抱着幻灭的态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自由主义的“法治国”理论。他否定了它的自然法基础：“自然法原理已经丧失了提供法律依据的能力”。他认为，纯法律实证主义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
在现代大众民主的条件下， 韦伯甚至不打算保留古典民主理论的理想内核。他用形式上自由选择领袖的原则取代了人民独立自决的假定，自卢梭以降，这个假定就赋予了民主观念一种特殊的尊荣。在创造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中，普通公民不再被认为是作为负责人的个人积极参与其中了，他们要做的是欢呼领袖接受了他们对领袖品质的信任。… 民主的宪政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为了训练政治领袖以使他们能够获得权力、进行统治的技术组织。
韦伯毫不犹豫地认为，德国的权力利益高于任何政体问题。就此而论，与韦伯对民族权力的坚定信念相应的则是他并不看重民主观念的内在价值，而是为一种纯功能性的民主统治观扫清了道路。
在韦伯看来，议会民主制的意义和使命实质上可以简化为两个功能：选择政治领袖和监督并不承担领袖职责的纯技术行政官僚。… 必须置身国家顶端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官僚，这需要通过议会化来实现。
在他看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家不应成为议会多数意志的执行者，而是有质的不同：他是一个领袖，就是说，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令人信服的煽动力去创造并清晰表达议会的意志，而不必受制于一个狭窄的结构。
议会成员已经丧失了独立自由当选的个人这种性质，取而代之的是党务官员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公民大众则分化为政治上能动的少数和被动的压倒性多数，而按照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他们原则上是应当平等参与表达民族的政治意志的。
按照韦伯的理论，卡里斯玛支配的本质特性是需要不断接受检验的。卡里斯玛领袖一旦失败，他的卡里斯玛“很可能荡然无存”。反过来，人民理应承认并支持那些具有卡里斯玛素质的人。
韦伯相信，“形式主义的司法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将不可抗拒，“支配的正当性”将被代之以“有目的设计的、形式上正确的、经立法或公告产生的一般规则的合法性”。
在熊彼得的民主就是“竞争政治领导权”这一著名理论中，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可谓引人注目。… 熊彼得也看到了选民的真实功能就是“识别领袖”。
熊彼得的理论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对自然法基础上的价值观的内在尊重以支持民主制度和民主作为，政治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因为诚实和宽容而尊重“游戏规则”，就始终是不确定的。
多亏了韦伯，伟大的民主煽动家形象在德国的专制国家传统中才恢复了名誉，也多亏了他的努力，煽动概念才恢复了它在古代的正面意义。但是，他忽略了使用大众煽动手段的原则限度问题。
只要卡里斯玛保持成功，对它的支持就成了一项义务。… 韦伯的概念体系由于规定了一种彻底的价值不可知论，因此只是在一个形式框架中思考政治现象，并没有对名副其实的民主卡里斯玛和虚假的卡里斯玛加以区分，而前者专注的是正面全面实现民族的价值目标，后者则是利用大众的庸俗本能和情感动力、腐蚀人民的意志以建立独裁统治。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在一些实质问题上与韦伯分道扬镳。… 我们必须为政治共同体生活寻求价值理性的新形式，以有效钳制现代社会的官僚制趋势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与马克思韦伯可能或必定认为的相比，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和法治国家原则，在我们的民主支配理论中必须重获更为核心的地位。民族国家不能再成为我们政治活动中唯一且不容分说的规范；我们必须坚决克服把我们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力视为终极理想的冲动。但是，马克斯韦伯的知识态度，他对知识诚实的不懈追求，他从不满足于迁就意识形态样板，必定仍是我们有义务遵守的原则。
韦伯与魏玛制宪
现在他强调的则是，帝国总统应当由人民直接选举，而非由帝国国会或者帝国国会与联邦议会联手进行选举：“一个得到革命性普选正当性支持的帝国总统，将由此以他自身的独立权利面对帝国机构，他的权威之强大是议会选举的总统不可比拟的。”
一个像美国总统那样得到直选正当性支持的帝国总统，就理应成为行政首脑，这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情形不同，后者的国家元首仅限于纯粹的代表功能，行政权力则完全属于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帝国总统理应高距行政部门和军队等级制度之首，负责任免各部部长和帝国的所有公务员和军官。
家长制、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原文开始>韦伯断言，东部的经济现状有个突出表现，就是资本主义庄园的利益和民族国家原则之间的冲突。易北河以东大庄园的家长制结构被津贴和现金薪水扭曲，使德国农业工人丧失了与故土的牢固联系。由于廉价劳动力法则的作用，波兰的流动工人很快就取代了德国的农业工人阶级。这项发展当然有助于卷进了国际农业竞争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利益。“从国家利益的立场来看”，韦伯深为德国东部地区的波兰化趋势而痛惜。</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经济转型摧毁了地主们与其小农之间的利益共同体，使前者从独立的庄园主变成了农业商人，由此也瓦解了大地产所有者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传统权力。</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德国东部地区的悲剧命运就在于，它为国家做出了惊人成就，却给它唯一的社会组织挖掘了坟墓。”</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韦伯认为家长制注定消亡，他立刻就看出了这个判断的政治意义。普鲁士与俾斯麦帝国的荣耀与军事伟力，就是在家长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在这个场合，韦伯一改自我强加的政治谨慎，“完全从国家理由的角度”考虑农业工人问题，而且，他无意谈论农业工人的困境及其改善，也不关心土地大王们如何另外获取劳动力。他强调了民族国家的理想，把这个理想至于一切社会与经济考虑之上。</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为了阻止波兰人的涌入，他赞成对波兰流动工人立即关闭东部边境。</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韦伯提出的动议可谓百感交集，它们只是为了调适不可抗拒的趋势，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国家政策。</原文结束>
波兰是德国的墨西哥。
## 译序 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
<原文开始>
鲁：“你可是为民主唱赞歌的，你和《法兰克福报》应该受到谴责！你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韦：”你觉得我会把现在这种丑恶的动荡叫做民主吗？“
鲁：”那你的民主是什么样？“
韦：“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说，现在你们都闭上嘴，一切听我指挥，谁都不许随便干预领袖决策。”
鲁：“我倒喜欢这样的民主！”
韦：“但人民会坐下来看热闹，如果领袖犯下罪错，就把他送到绞刑架上去！”
</原文结束>
## 韦伯的人格理想
<原文开始>韦伯所推崇的人格类型，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强烈的价值信念，勇于追求理想，又能积极承担后果与责任。韦伯的自由主义信念的价值核心，正是这样一种个人主义，而他的社会、政治分析，也集中在这种个人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条件、制度上。</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从抽象的个人着眼，所构想的制度会“价值中立”，强调普遍适用，有意识地摆脱特定文化或者价值观的牵制。从实现某种特定价值的奋斗、追求角度着眼，所构想的制度则会与特定的价值观、特定的文化传统结合，表现为特定评价蕴含的特殊主义以及精英主义，同时也容易将个人价值与其他的价值理想混同、结合。...韦伯的个人理想与文化关怀所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原文结束>
## 导读：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
<原文开始>身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韦伯介入现实斗争的程度并不逊色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前辈。</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韦伯的政治观点纠结繁杂，从其成年到去世的三十年间也有变化发展，但从蒙森的叙述中可以见到，他在两个关键议题上的立场相当一贯，在今天也特别令人不安。一方面，韦伯自许为自由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坚定支持德国的强权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韦伯虽然支持议会民主体制，但他并不相信人民当家做主的可能，也不认为议会本身具有主动、正面的政治功能；相反，民主制度对他而言是一种工具：民主有利于发展民族国家的实力与声望，更能够培养卡理斯玛型的领袖，让他们利用民主过程取得民意支持，实现“民意认可的领袖民主制”。</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他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思考“崛起”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在保守力量（“容克”地主阶级）与革命力量（新兴的工人阶级）之外，寻找一种真正能够领导、能够推动德国崛起——并且能带来进步意义——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思考“崛起”的伦理—价值内涵，要求德国的崛起能够实现某种高于军力与财富的“伦理”理想。</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韦伯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既有期待，又无比失望。资产阶级的崛起本来应该带出一种创业家的人格类型，奋发向外，按照理性步骤自行克服阻碍，创造条件，从一己的“事业”中寻找生命意义。...在理想中，德国崛起之后积极介入世界强权政治的角逐，可望提供机会，刺激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此种人格类型。但是实际上，经过俾斯麦恩威并济的强人统治，加上工人阶级进逼所引发的恐惧感，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软化、矮化，一心依附于威权体制的恩庇护佑。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政治能力与政治企图，无心取代保守旧势力，把自身的阶级利益提升为德国的国家利益，被韦伯痛斥为“政治上不成熟”，令他非常失望，这也是韦伯后来愈发剑走偏锋，寄望于卡理斯玛型领袖的原因之一。</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并不是人类的幸福或分配的正义，而是未来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 换言之，“大国”的意义，在于它对人性的塑造与引导，在于强权能够决定未来的世界“文化”将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原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