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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自豪的中国变得更为强大之后，它在实现自己认定的利益诉求时将更加坚定。我们不知道这些利益将如何变化，只知道它们可能汇合我们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强有力地，清晰而直接地向中国人表明我们的核心原则并坚持到底。
我们从低成本进口中获益，中国则透过满足美国人像无底洞似的消费需求来致富。中国成了一个稳定的资本来源，为我们的债务提供巨额融资并帮我们压低利率和通胀。
但当中国充满活力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对我们形成挑战的时候，原先的共识就开始改变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们感觉自己被利用了。… 当美国的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衰退时，中国的成功显得尤为刺眼。
俄罗斯的冒险主义，是送给中国人的一件礼物。至少它分散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它让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解决的欧洲安全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形成了数十年来对我们及北约盟友决心的第一次严峻挑战。这也让我们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变得更复杂，并使我们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更显不足。
”就像犯罪一样，腐败总是有的，但腐败的规模可以改变“。王岐山对我说，“我们需要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即只有少数人是腐败的。现在查处一些官员是希望能惩前毖后。这么做可以建立起在百姓中的信誉。长期来说，我们要建立一套体制让官员不想贪污。”
人们很容易错误第把中国当成一个铁板一块似的中央集权国家，但现实却大不相同。经过省、市、县、乡镇和村各级官员对党指令的解读和实施，高层作出的决定经常被下面分散和力度不均的执行所打乱。
中国的官僚机构似乎都有个庞大的基层，重心向地方和省级分支倾斜。财政不涨楼继伟估计，中国在中央工作的公务员只占总数的 6%，而美国占 12%，法国是 14%。知道 2013 年 3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中央的总部还只有六十几名工作人员；随后增加了数百名工作人员，但该机构仍然没有自己的执法队伍，必须依靠地方官员。我想象不出对中国来说，还有哪两个领域的问题会比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更为紧迫，这两个领域已经成为紧张冲突的爆发点，但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的政府机构却仍然准备不足。
北京已经开始采取步骤，减少地方党委对法院和判决的控制，限制他们敢于个案的能力。.. 这次会议制定的文件谈到了建立巡回法庭，这样能够有效避开地方党领导人对司法判决的干扰。
要改变中国如此大的规模、复杂性也不断增加之经济体的基本模式，是一项无法想象的巨大挑战，包括任务的排序、实施和执行。这需要非凡的决心和能力，知道和激励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开展自上而下的合作；而这个体系经常对上面的指令置若罔闻。即使对习近平这样有能力和决心的领导人来说，来自既得利益、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惰性的阻力也是难以对付的。国有企业不想放弃他们的特权；面对国际竞争时，国内企业要求保护；一些国内的智库以及党内躁动的左派，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频频失误的鼓舞，越来越推崇正统社会主义的观念。
由于一时到阻力之大及相关责任部门和监管机构的不足，习近平在通常的政府管道之外，组建党内领导小组来指导改革过程的设计和实施。不像过去的总书记那样不太管经济政策，习近平冒着个人信誉风险，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该小组的成员包括总理李克强和其他高层的党和国务院领导。
”改革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李克强总理。
实际上， 对过期的监管就是设置行政性或法律性门槛，限制来自私营领域的竞争。
但如果说，我的金融生涯有什么经验可总结的话，那就是——监管制度和监管者再能干，他们也不能只靠监管预防金融体系的问题，必须加上市场自律才行。
总体来说，习近平和他的领导团队致力于改革，和他们的一些前任一样，他们看到有机会可以利用国际协定来克服国内对变化的抵制。正如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告诉我的：当改革遇到阻力无法前行的手，我们需要一些外部的力量（帮忙）。
朱镕基在某种程度上，把加入 WTO 作为一个吊着的胡萝卜，开启了痛苦的改革，迫使不情愿的党员接受必要和必须的变革。
对于我问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能快速而不屑地作答。你们为什么对货币问题那么担心？他质疑道。美国对亚太国家的赤字占美国 GDP 的比重在过去六年里是下降的。这很好，难道不是吗？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20%，而绝大多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是源自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我让薄熙来放心，布什总统和我都认为保护主义方法是有害的，而且我会努力说服议员们不要通过舒默葛兰姆法案。薄熙来承认浮动汇率长期来讲是有害的，但他争辩道，中国链家的劳动力会一直带给中国竞争优势。我对他和浙江的习近平迥然不同的态度感到吃惊。习近平已经看到中国有一天会失去成本优势，并开始思考中国应如何学习创新，以及如何在更高的产业价值链上竞争。
很多美国认为，为了让出口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中国还在压制人民币的价值。按照这些人的观点，中国的制造业在蓬勃发展，它们的钱袋子富得流油，而我们的公司却无法在价格上和它们竞争，而面临关闭或让就业流失海外。… 世界贸易带来了便宜的进口商品和低通胀等好处，但公司被迫裁员，使得普通家庭、商家，有些地方甚至是整个社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在中西部的家乡就深受其苦。
人民币被人为低估是造成这些痛苦的部分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如果不是中国的市场干预，人民币本该更坚挺。然而问题本身及其解决之道却复杂得多。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固然重要，但却是一个被过度简单化、被误解的问题。它不是我们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毕竟，我们和主要经济体都有逆差。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源自让美国存钱太少而借债太多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中国人却存钱太多而消费太少。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关键，修正货币政策只是其中一部分。
很明显，美国的失业问题还另有其原因。这些原因包括：新技术挤掉了制造业和其他很多行业的工作，以及教育体系不再能提供足够的高等技术工人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货币应该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实力和活力。我一直主张美元要坚挺。它不应该是操纵汇率市场原则的结果，而应该是一个强势经济的反映，这个经济的总体经济正则和其对产权及市场原则的保护，激发投资者的信心。而被人为低估的人民币不足以维持美元的强势。
鉴于中国已经是世界主要国家，它的持续干预让人民币处于低位，由此造成的扭曲是有害的，这对自己、对美国、对全球经济都不利。其中一个扭曲是过分依赖出口型增长，而没有发展好国内消费。2008 年金融危机时，这一点很痛苦地显现了出来，当时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几近枯竭。
在中国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以前，它需要培育一个现代银行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最终倾向于中国将它的资本市场向外国竞争开放。与仅仅调整货币价格相比，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并给美国公司和产品更大的市场准入，将会让美国工人获得更全面的利益。强而有力的中国经济，会成为吸引美国投资和出口的磁石。
为了让经济变革继续下去，中国必须不断让人民币升值以反映其经济现实。
按照周小川最初银行改革方案的设想，银行先重组并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改善财务状况，分享先进技术和商业实践经验，加强公司治理，然后再上市。周小川的结论是，要吸引稳定资本来改善银行脆弱的资产负债表，最好的办法是把部分少数股权卖给外国投资者。后来遭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说他太便宜地出售了中国的资产。但是回过头看，我相信这是中国做出的绝对明智的关键决定。如果中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中国的银行完全可能没有机会充实资本金，遭受到与欧洲过渡杠杆化、资本不足的机构相同的厄运——许多这样的机构，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覆灭了。
战略投资者意味着分享技术和经验。凭借高盛的一项关键业务能力，我们成立了一个战略合作团队，帮助实施了更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讯息技术和管理控制，帮助工行改进了报表、透明度和公司治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五年前从崩溃边缘缓过来的中国各银行成了一只新涌现的力量，稳定了中国经济，也帮助世界市场避免了自由下落。但此事再一次阻碍了改革的努力。改革的目标是让银行的运作更商业化。2009 年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放贷 9.6 兆元的巨额贷款刺激经济。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回到了过去政策贷款的做法，无疑将引起又一轮呆账的增长——银行为许多重复建设浪费或者低效的项目提供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