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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是最容易的部分，哪个行业便宜、哪个行业贵，一目了然，只是大家都把便宜的行业当做夕阳行业而不愿意买罢了。
熊末牛初，股市见底时这四种周期见底的先后次序是：
政策周期领先于市场周期。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放松后，市场往往在资金面和政策面的推动下进行重新估值。
市场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美国历史上几乎每次经济衰退，股市都先于经济走出谷底；
经济周期领先于盈利周期，换句话说，宏观基本面领先于微观基本面。过去 70 年中，美国的经济衰退从未长于 16 个月，但是盈利下降经常持续 2-3 年甚至更长；
熊末牛初，判断市场走势，资金面和政策面都是领先指标，基本面是滞后指标。熊市见底时，微观基本面往往很不理想，不能以此作为低仓的依据。如果一定要等到基本面改善才加仓，往往已经晚了。
三种杠杆：
财务杠杆：对利率的弹性；
运营杠杆：对经济的弹性；
估值杠杆：对剩余流动性的弹性；
阶段：
第一阶段，熊市见底时，经济仍然低迷，但是货币政策宽松，利率不断降低，常常是财务杠杆高的企业先见底。此时，某些高负债的竞争对手已经或者正在出局（破产或被收购），剩余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都得到提高。
第二阶段，经济开始复苏，利率稳定于低位，此时的版块轮动常常是运营杠杆高的行业领涨，因为这类企业只需销售收入的小幅反弹就能带来利润的大幅提升，基本面的改善比较显著。
第三阶段，经济繁荣，利润快速增长，但是股票价格涨幅更大，估值扩张替代基本面改善成为推动股价的主动力，此时估值杠杆高，有想象空间的股票往往能领涨。
第四阶段，熊牛替换时，不要太在意盈利增长的确定性，而应该关注股票对各种正在改善的外部因素的弹性。所谓的改善，并不一定是指正增长，也可以是下降的速度放慢，或者下降的速度好于预期。
如果而这不可兼得，宁要有门槛的低增长（可持续），也不要没门槛的高增长（不可持续）。门槛是现有的，好把握；成长是将来的，难预测；
银行业的本质是“钱生钱”，规模效应体现在“钱多”，80% 的业务来自 20% 的客户，二八现象显著，得大户者的天下，而且那 20% 的大客户是需要线下的高端服务的，这就是网络银行至今在欧美日韩都没有很成功的案例的重要原因。
做投资要研究的就是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不是整天去猜想市场的情绪变化；
安东尼·波顿采用和彼得·林奇一样的“翻石头”的方法——不断地调研。安东尼·波顿一年大约调研 700 家公司，写下了几十大本的调研笔记。在这种“翻石头”的方法中，你翻100块石头，可能就会有1块底下有宝贝。安东尼·波顿到了中国就拼命地翻石头，但他翻的是小石头，而中国的小石头后面很多都是骗子，于是业绩就不理想了。
我为什么不太喜欢政府支持的新兴行业？因为政府的支持其实是增加了供应，增加了行业的竞争对手。比如风电和光伏，2010 年一扶持，立马全国遍地开花，才两三年时间，马上供应过多、产能过剩。LED 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它的需求确实上来了，技术也是可以的，也节能环保，但是最后大家都没有赚到钱。为什么呢？行业格局太分散了。… 而且这种补贴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都有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很多地方招标电动的公交车，就要求公司在当地采购，有的甚至连电池材料都要求当地采购。
扶持其实是鼓励更多的人进入行业而加剧了竞争，打压却限制了新增供给，反而改善了竞争格局并且让行业龙头做大。
高端酒是得品牌者得天下，中低端酒得渠道者得天下。
从时间耗费的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公司的基本面而言，你研究了3个月，比一个研究了3天的人做出的投资结论的胜算要高得多。然而，你在一张K线图上花3个月计算各种指标，也不见得能比一个看了几秒钟K线图的人更准确。彼得·林奇说的“如果你每年花10分钟在宏观分析上，你就浪费了10分钟”也是同样的意思。
国外的公募基金绝大多数不选时，契约上就白纸黑字地要求 95% 以上的仓位，原因很简单：过去 100 多年的历史表明，国外选时的基金的长期业绩不如不选时的基金，就是因为大多数选时的人往往出现高点高仓位，低点低仓位的情况。
考核导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哪家公司 KPI 最重视现金流和回款，哪家公司的现金流和回款就最好。
第一，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上讲，股票比债券好。… 由于工业投资热度下降，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量下降，剩余流动性反而有可能更好，股市反映的主要是剩余流动性；
第二，从商业模式上看，高利润的模式优于高周转模式，有定价权的公司会好于有成本优势的公司。… 在这种低增长、高通胀的新常态下，靠成本优势的企业比较难以维系，靠高周转的企业会发现周转成本越来越高，靠规模优势的企业有从规模经济变成规模不经济的风险，除非规模大到接近寡头垄断的地位。相比之下，寡头垄断和品牌优势在新常态下是最能持续的。关键还是看定价权，因为成本是越来越高的，需求增速却越来越慢，能否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升高的成本转嫁给下游客户，这就要看企业是否有真正的定价权了。
没有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消费是没有办法自己加速增长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进一步完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希望消费能贡献 3%~4% 以上的 GDP 增长是不现实的。
所以，在 2020 年前，要想经济增长“保7”，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仅存的动力。而且，从人口红利和储蓄率的角度看，今后7~8年是中国提升基础设施的最后机会，之后将很难找到足够的基建工人和足够低成本的资金。
我们现在人均 GDP 是 6200 美元，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城镇化。
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本的货币化，人均资本就能够增加，剩下的农业土地集约化使用，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的人均土地就能增加。